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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靶向”预防干预对3岁龋易感儿童患龋情况的影响①

更新时间:2009-03-28

近年来,我国儿童龋齿患病率居高不下,且患龋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3岁儿童不采取预防措施,5岁时的患龋率会达到更高[1]。研究表明,龋齿在总体人群中的分布并非处于平均态势,少部分龋活跃性高的人员拥有总人群的大部分龋齿,60%以上的龋齿只发生于20%人的口腔内[2]。美国公共卫生调查显示,1/4的学龄儿童拥有3/4的龋齿[3~5]。若能通过有效的措施对个体的龋活跃性进行准确的判断,就可将龋高危人群从普通人群中筛选出来,采取个性化的防龋策略,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保健措施,从而有效的利用资源,高效的预防龋病[6]。因此,早期发现乳牙龋病易感人群,进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是儿童口腔医生的共同目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5-01~06于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口腔科就诊的3岁儿童318例,男童176例,女童142例。要求所有受检儿童身体健康,1个月内未使用抗菌素,排除因牙齿发育期间,牙基质形成或钙化时,受到各种障碍造成的牙齿发育异常的儿童,例如釉质发育不全、牙本质发育不全、氟牙症和先天性梅毒牙等。

1.2 材料

一次性口镜、探针、奥地利氟化泡沫(主要成分为氟化钠、磷酸等,氟含量0.95%~1.05%,pH4.4~4.6)、一次性泡沫塑料托盘,窝沟封闭剂(美国3M公司),恒温箱,北京冈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Cariostat试剂盒。

1.3 方法

采用Cariostat试验进行龋活跃性检测,筛选出龋活跃性2~3度的儿童246例,男童142例,女童104例,按照随机原则进行分组,对照组123例,干预组123例,根据WHO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第4版龋病诊断标准,对两组儿童分别进行口腔检查,记录龋失补牙数(dmft)和龋失补牙面数(dmfs)。对干预组儿童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包括口腔宣教,龋齿治疗,乳磨牙窝沟封闭[7],全口氟化泡沫防龋,刷牙指导,牙线使用指导,饮食指导等,每3个月定期随检;对照组儿童仅仅进行口腔宣教和治疗龋齿,每3个月定期随检。干预2年后,对两组儿童进行口腔检查,记录龋失补牙数(dmft)和龋失补牙面数(dmfs),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平均数±标准差(M±SD)表示,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2.1 受检儿童不同性别患龋率和龋失补数情况

黄酮是刺玫果最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以芦丁为对照品,测得刺玫果水提物冻干粉的黄酮含量为96.4mg·g-1,醇提物冻干粉的黄酮含量为 220.6mg·g-1。以VC为阳性对照,测定刺玫果水提物和醇提物对DPPH自由基清除速率,结果的到阳性对照VC的IC50为0.041,刺玫果水提物自由基清除率IC50为1.323,醇提物IC50为0.078,醇提物含有大量黄酮成分,而黄酮不易溶于水,水提物中含量少,因此,醇提物自由基清除速率要明显高于水提物,且差距较大。

2.2 两组儿童2年前后患龋情况比较

龋均=龋、失、补牙之和/受检人数(龋均反映了受检查人群龋病的严重程度)

和血胶囊为皂矾与麸炒苍术两味中药经粉碎加工而制成,具有健脾燥湿、补气生血的功效,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弱、气血不足、面色萎黄、心悸乏力、缺铁性贫血等症[1]。和血胶囊原标准收载于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19册,标准编号:WS3-B-3609-98[1]。原标准只有显微鉴别对苍术药材、化学反应方法对皂矾进行质量控制,其专属性不强,且缺乏定量检测指标,难以真正控制成品的质量。按照国家药监局“国家药品标准提高研究课题任务书”(项目编号158号)文件要求,对和血胶囊的质量标准进行全面修订与提高。

 

1 受检儿童不同性别患龋情况

  

性别受检人数(例)患龋人数(例)患龋率(%)龋失补数(颗)龋均自由度(df)χ2值男14212688.75473.8510.088*女1049187.53923.77合计24621788.29393.82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丰富,依托资源优势形成的能源化工产业相对集中,流域内工业经济发展呈现“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特点。

农业农村部各有关司局和单位要围绕任务分工,立足自身职能和行业优势,拿出超常举措,凝聚各方资源,从资金扶持、项目安排、主体培育、科技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长江经济带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倾斜支持力度。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发挥主体责任,主动作为、积极行动,整合各方资源,加大对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

注:   患龋率=(患龋人数/受检人数)×100%。

*P<0.05。

见表2。受检儿童中,对照组两年前107例患龋,两年后123例患龋,新增患龋人数16例,龋病发病率13.01%。干预组两年前110例患龋,两年后115例患龋,新增患龋人数5例,龋病发病率4.07%。对照组与干预组两年前后龋病发病率有显著性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两组儿童2年前后患龋情况

  

组别2年前患龋人数(例)2年后患龋人数(例)新发生龋病人数(例)2年龋病发病率(%)自由度(df)χ2值对照组1071231613.0115.541*干预组11011554.07

龋失补数=龋(已龋坏尚未充填的牙)+失(因龋丧失的牙)+补(因龋已做充填的牙)

注:龋病发病率=(新发生龋病人数/受检人数)×100%

2.3 两组儿童2年前后龋均(dmft)、龋面均(dmfs)比较

对照组两年前与两年后前后测差异显著,其中前测后测后测显著高于前测均值。干预组两年前与两年后前后测差异显著,其中前测后测后测也显著高于前测均值,但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dmfs增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从覆盖广度来看,分类监管能够促使村镇银行整体的不合规贷款规模下降、合规贷款规模上升,而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合规贷款大部分投向农户和小微企业。从覆盖深度来看,覆盖深度不仅取决于贷款规模,还取决于贷款的客户数,在分类监管的政策框架之下,监管部门虽然能够监管村镇银行的贷款投向及风险状况,但是无法监管村镇银行是否将贷款投向农户及小微企业中更为富裕的群体。由此,我们得出结论3:分类监管激励了村镇银行向农户及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上升,拓宽了村镇银行服务的覆盖广度,但并不一定能够加深村镇银行服务的覆盖深度。

  

图1 对照组和干预组前后测dmft差异图

  

图2 对照组和干预组前后测dmfs差异图

见图1对照组和干预组在两年前dmft水平无差异,对照组干预组对照组和干预组在两年后dmft水平有显著差异,对照组干预组干预组后测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

对照组两年前与两年后前后测差异显著,其中前测后测后测显著高于前测均值。干预组两年前与两年后前后测差异显著,其中前测后测后测也显著高于前测均值,但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dmft增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见图2对照组和干预组在两年前dmfs水平无差异,对照组干预组对照组和干预组在两年后dmft水平有显著差异,对照组干预组干预组后测均值显著低于对照组。

见图1~2。

见表1。结果表明,受检儿童患龋程度较严重,246例受检儿童中,男童患龋率88.7%,龋失补数为547颗,龋均为3.85;女童患龋率87.5%,龋失补数为392颗,龋均为3.77。经χ2检验,男童和女童的患龋率无显著性差异,男童和女童的龋失补数及龋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受检儿童患龋情况与性别无明显关联。

3 讨论

在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哈市儿童不仅患龋率高,且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3岁不预防,4岁、5岁、6岁患龋病的儿童会越来越多,社会和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治疗儿童龋病,却阻挡不了儿童患龋率的不断攀升。防龋保健年龄越小效果越好。因此,龋病预防应从小抓起,对3岁龋易感儿童实施具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进行早期干预刻不容缓。

本研究采用Cariostat试验筛选出龋活跃性高的儿童,它通过检测变形链球菌产酸能力来研究龋齿现状和龋病的进展速度,方法简单,便于操作,且敏感度较高。有学者[8]报道Cariostat试验敏感度高达98%,适用于幼儿园、学校,能及时有效检测患龋情况和患龋风险,控制龋病发生发展。

本研究中,受检儿童3周岁初来我院时,龋活跃性2~3度者占所有受检儿童的77.4%,患龋程度较重,龋病发病早,患病率高,且进展较快。这与乳牙抗龋能力较弱,饮食偏甜粘软,口腔自洁作用差,不能有效刷牙,人们的口腔保健意识相对滞后,儿童龋病预防工作比较薄弱等多方面因素有关。本研究对干预组儿童进行“靶向干预”,采取个性化的防龋策略,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保健措施,即通过患儿家庭的生活习惯、饮食情况及口腔护理情况等给予的个性化指导,包括口腔保健指导、刷牙指导、饮食指导、不良因素剔除等,同时3个月定期复诊,进行乳磨牙窝沟封闭,全口氟化泡沫防龋,发现龋齿早期治疗等,进行2年的追踪随访。结果表明,干预组儿童2年后的龋病发病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儿童,龋均及龋面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儿童,龋病的发生、发展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干预组儿童的龋均和龋面均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主要增加的是乳磨牙邻牙合面龋,这说明乳磨牙邻牙合面成为3~5岁儿童患龋“重灾区”,牙线的应用尚未得到普及,或者还有更好的防龋方法等待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有效的措施对个体的龋活跃性进行准确的判断,将龋高危人群从普通人群中筛选出来,确定重点防治对象,再根据自身情况探索更加有效的防龋措施,形成一套系统的儿童龋病防治理念和方法,进行早期“靶向”预防干预,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而有效的利用资源,高效的预防龋病,这对降低我国儿童患龋率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表5中均值可知,在GNAT四种不同的顺序任务下,被试将“自我词+积极词” 联结在一起的敏感性指标值d’ 大于“自我词+消极词”,被试将“他人词+消极词”联结在一起的敏感性指标值d’ 大于“他人词+积极词”.

参考文献

[1]何翔颉. 2~6岁学龄前儿童龋齿患病情况[J]. 黑龙江医药科学,2007,2(1):60

[2]冯靳秋,石四箴,曹新明,等. 上海市区学龄前儿童龋活跃性的研究-SCAT法两年追踪观察[J].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09,23(2):191-194

[3]Stamm JW,Stewart PW,Bohannan HM.Risk assessment for oral diseases[J].Adv Dent Res,1991,5:4-17

[4]Powell LV. Caries risk assessment relevance to the practitioner[J]. JADA, 1998,129:349-352

[5]Bohannan HM. A summary of the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preventive dentistry demonstration program[J]. J Can Dent Assoe,1985,51:435-441

[6]洪潇. 龋高危人群的检测方法—龋活跃性试验[J]. 广东牙病防治,2009,17(7):339-342

[7]孔宇,杨青岭,赵玥,等. 多乐氟氟化钠护齿剂联合窝沟封闭剂预防龋病的效果研究[J]. 黑龙江医药科学,2014,8(4):62-63

[8]Koroluk J,Hoover JN,KomiyamaK. The sensirivity and specitivity of a colorimerric microbilogical caries activity test (Cariostat) in preschool children[J].Pediatr-Dent,1994,16(4):276-281

 
樊马娟,赵进峰,尹蒙熔,张睿,高作滨,方丽英
《黑龙江医药科学》 2018年第02期
《黑龙江医药科学》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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