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在消化系统肿瘤中位居第三，其中80%以上的原发性肝癌均为肝细胞癌（HCC）[1]，而HCC防治主要在于早期诊断、及时治疗。近年来影像学技术不断得以提升，但对于HCC诊断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借助肿瘤标志物进行诊断[2]。甲胎蛋白（AFP）是临床上用于诊断HCC的重要血清标志物，但其诊断敏感度仅为40%～60%[3]，所以寻找最新的肿瘤标志物对患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脱-γ-羧基凝血酶原（DCP）是一种异常的凝血酶原，已有大量研究指出DCP在临床疾病诊断中应用价值显著，尤其是在HCC患者中的阳性检出率较高，被认为是另一种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原发性肝癌血清学标志物[4，5]。本院对4组研究对象的DCP进行测定比较，旨在研究DCP在早期HCC患者诊断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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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6年11月本院收治的早期HCC患者40例；另外选择同期住院治疗的其他肝脏疾病患者40例作为肝病组，同期住院治疗的其他肿瘤患者作为肿瘤组，行健康体检的40例作为对照组。HCC组男28例，女12例；年龄（50.9±10.7）岁。肝病组男30例，女10例；年龄（51.5±10.2）岁；肝硬化25例，慢性肝炎15例。肿瘤组男27例，女13例；年龄（51.3±10.5）岁；肺癌19例，肠癌14例，胰腺癌7例。对照组男30例，女10例；年龄（52.3±9.5）岁。4组研究对象的性别和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已告知患者及家属，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自主学习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有发自内心的学习动机，并且能够自己安排学习，自主学习必须要学习者自己制定学习计划，控制学习进度，做好学习准备。学习者在学习中投入感情，有学习的动力，就使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变得积极。思考策略和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应该积极发展的，要学会在解决问题中学习，也就是“会学”。自我评价，自我总结，自我补救，自我检查，也是学习活动后需要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坚持学”[2]。

2 方法 所有研究人员均于晨起空腹抽取外周静脉血5 ml，血液经离心处理后收集血清，DCP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法，试剂盒由美国ADL公司提供，酶标仪型号为Multiskan MK3。AFP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电化学发光仪由罗氏公司提供，型号cobas e601，采用仪器配套的AFP定量检测试剂盒；根据相关研究提出的HCC诊断界定值进行判定：DCP＞1 2 ng/ml，AFP＞2 0 ng/ml。

3 观察指标 记录4组研究对象的DCP与AFP指标，并分析两种指标联合诊断与单一诊断HCC的关系。另对HCC患者进行HBsAg测试，按照阴性与阳性进行分组，比较2组患者DCP与AFP指标与HBsAg的关系[6]。

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方差检验，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3 DCP与AFP浓度与肝癌临床特征的关系 40例HCC组患者根据单个病灶直径（cm）和HBsAg的检出情况分组，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DCP浓度与患者的病灶直径呈正相关（r=0.632，P＜0.021），AFP浓度与患者的病灶直径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r=0.178，P=0.367），见表3。

是以六天邪魔乘勢來侵，八部瘟曹恣橫流毒，唯修善之人形，同劫界命不墮於凶虋亡矣。（《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五，《中华道藏》30/568）

2 不同检测方式对HCC的诊断价值 根据HCC诊断界定值判定。DCP＞12 ng/ml，其中HCC组有32例阳性，肿瘤组6例阳性，肝病组3例阳性，对照组无阳性。AFP＞20 ng/ml，其中HCC组有30例阳性，肿瘤组6例阳性，肝病组5例阳性，对照组无阳性患者。联合两种检测方式，结果发现HCC组35例阳性，肿瘤组6例阳性，肝病组5例阳性，对照组无阳性，见表2。

 

表1 四组间DCP与AFP平均浓度比较（±s；ng/ml）

  

注：相比其他3组，★P＜0.01；与对照组相比，☆P＜0.05

 

分组 例数DCP浓度AFP浓度HCC组40 642.7±467.8 781.0±683.9肝病组40 8.96±6.71☆ 8.92±7.65☆肿瘤组40 10.62±7.71☆ 9.10±8.42☆对照组40 3.69±2.00★ 4.16±2.83★

 

表2 不同检测方式对HCC的诊断价值（%）

  

检测方式 灵敏度 特异性DCP＞12 ng/ml80.083.2 AFP＞20 ng/ml75.086.0 DCP+ AFP87.588.7

1 HCC组、肝病组、肿瘤组与对照组的DCP与AFP浓度 DCP平均浓度从高到低分别是HCC组、肿瘤组、肝病组与对照组，HCC组DCP浓度高于其他3组（P＜0.01）。3组患者的血清AFP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HCC组的AFP平均浓度明显高于其他3组（P＜0.01）。肿瘤组、肝病组的DCP与AFP平均浓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3 DCP与AFP浓度（ng/ml）与肝癌临床特征的关系

  

分组 例数DCP浓度P值AFP浓度P值HCC病灶大小（cm）d＞58691±506＜0.05775±653＞0.05 2.5＜d＜518401±396673±503 d＜2.514233±177367±303 HBsAg阳性18688±604＞0.05802±632＞0.05阴性22599±578704±665

讨 论

DCP又称为维生素K缺乏、维生素K拮抗剂诱导蛋白Ⅱ。在正常情况下，人体肝脏内会合成凝血酶原，而凝血酶原的前体近N端功能区包含10个谷氨酸残基，因受到γ-谷氨酰羧化酶的作用形成凝血酶原，一旦维生素K缺乏会造成凝血酶原不成熟而大量产生，并向血液中释放[7]，临床检测的DCP通常为该类不具备凝血功能的凝血酶原前体[8]。推测早期肝细胞癌患者体内DCP升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9]：①维生素K在体内含量减少或利用功能下降；②肝癌细胞的γ-谷氨酰羧化酶出现功能紊乱；③肝癌细胞在增殖过程中凝血酶原前体也因此过度生成。在20世纪80年代由国外学者首次在早期HCC患者体内检测到超标的DCP，经过多年研究，现已把DCP作为判定早期HCC的常规诊断标准[10]。有研究指出[11]，一旦将肝癌患者的DCP诊断标准定为超过12 ng/ml，其检出准确率极高。而本次研究发现，若将DCP＞12 ng/ml作为界定值，AFP的灵敏度75.0%低于DCP灵敏度80.0%，说明采用DCP＞12 ng/ml作为界定值的HCC检出灵敏度更高，与上述结论相一致。若将AFP和DCP联合检测，结果发现灵敏度相比单独检测明显提升，这无疑是对HCC患者的早期诊断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根据HCC患者的病灶直径进行了分组，结果发现DCP浓度与患者的病灶直径呈正相关性（r=0.632，P＜0.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采用DCP浓度可对患者的肿瘤发展进行初步预测，对后期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有效依据。大量研究指出[12，13]，国内肝癌患者多数因感染HCV造成。对本研究纳入的HCC患者进行的HBsAg测试结果发现，HBsAg（+）患者共18例，HBsAg（-）患者共22例，但两组患者的DCP与AFP浓度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HCC患者体内的DCP升高可能与感染HCV并无关联。大量研究指出[14，15]，DCP可用于HCC的早期临床诊断，准确率较高。而本研究结果提示，HCC组、肝病组、肿瘤组与对照组之间的DCP平均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高到低分别是HCC组、肿瘤组、肝病组与对照组，且HCC组的DCP平均浓度显著高于其他3组（P＜0.01）。而该结果与其他文献报道的结果一致，证明了早期采用DCP检测对HCC患者的诊断优势。

综上所述，无论是采用DCP还是AFP对HCC患者进行早期诊断，两种方式都具有相互独立但又相互补充的效果，若在临床诊断中能结合两种指标，则能有效提高HCC患者的早期诊断率，辅助临床医生尽早确定患者的治疗方案，值得临床借鉴。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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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兵，杨振德，秦军，等.3种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对肝细胞癌切除术后再次复发的预测价值[J].实用癌症杂志，2016，31（6）：983-985.

3 刘巍，温春阳，王爱平，等.肝癌患者微创治疗前后血清AFP、SF、DCP水平变化与预后的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17（23）：6630-6631，6632.

4 姜月红，孙丽芳，冯恩航，等.早期肝细胞癌临床诊断中脱-γ-羧基凝血酶原检测的应用价值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2015，13（24）：7-9.

5 高岚，凌明智，陈青珍，等.DCP、GP73和AFP联合检测在肝细胞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实用医刊，2015，42（18）：85-86.

6 Gao F，Zhu HK，Zhu YB，et al. Predictive value of tumor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different vascular invasion pattern[J].国际肝胆胰疾病杂志（英文版），2016，15（4）：37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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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华斌，李子俊.肝细胞癌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J].泸州医学院学报，2016，39（5）：405-407.

10 张全乐，邢喜芝，李风艳，等.Pokemon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表达及诊断价值[J].国际肿瘤学杂志，2015，42（12）：903-906.

11 李康，张爱英，张贺，等.脱-γ-羧基凝血酶原的Ba-蛋白芯片法的建立和应用[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5，15（33）：6415-6419.

12 石亚玲，江笑文，邝燕玲，等.脱-γ-羧基凝血酶原及甲胎蛋白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价值[J].中国当代医药，2014，21（19）：73-75.

13 张大福，李振辉，段学昆，等.LI-RADS MRI分类标准对肝细胞癌的诊断效能[J].放射学实践，2016，31（4）：30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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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翁洋，王吉魁，温艳惠，等.血清AFP、CEA、CA19-9和CA125检测在原发性和转移性肝细胞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16，45（5）：470-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