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是呼吸系统常见的疾病，属于气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气道持续、不可逆性阻塞是其主要疾病特征。研究表明，慢阻肺发病涉及多种因素影响，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前者包括吸烟、空气污染、有毒化学物质及粉尘吸入等，后者则包括遗传、肺部反应不良及个体免疫低下等因素[1]。相关统计显示[2]，全球40岁以上人群中慢阻肺发病率高达9.0%-10.0%，且病情呈进行性发展，如不及时治疗可导致肺心病及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疾病致死率极高。研究证实[3]，AECOPD(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是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呼吸功能衰竭及死亡的重要原因，因此，有效监测慢阻肺患者病情，预防AECOPD发生，对提高预后质量和降低死亡率至关重要。目前，慢阻肺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定论，但多种炎症因子高表达所导致的气道和肺组织结构及功能受损，在慢阻肺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基本已得到共识[4]。目前，多种炎症因子在慢阻肺诊断及病情评估中有着广泛应用，不仅可作为其敏感的诊断和病情评估指标，且对合理治疗方案选取和提高预后质量有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就各炎症因子在AECOPD中水平变化及与病情相关性，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因此本研究笔者就对其展开报道，旨在为临床提供指导。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我院2015年3月到2016年10月间收治的AECOPD患者217例，纳入标准[5]：①均符合2013版《COPD诊治指南》中AECOPD诊断标准；②无合并严重的心脑血管、肝肾等器官组织疾病；③未接受慢阻肺相关治疗干预者；④自愿参加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活动性肺结核、尘肺、肺癌等其他严重肺部疾病；②伴有影响检查的视、听力损害；③合并严重的血液系统、内分泌系统或免疫系统疾病者；④合并脑血管疾病、神经病变等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者；⑤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根据患者有无呼吸衰竭将其分为呼吸衰竭组(87例)和非呼吸衰竭组(130例)，其中呼吸衰竭组患者男性52例、女性35例，年龄在46-81岁，平均年龄为(65.93±10.28)岁；非呼吸衰竭组患者男性79例、女性51例，年龄在44-82岁，平均年龄为(66.15±10.42)岁；同期选择100例行体检的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61例、女性39例，年龄在43-80岁，平均年龄为(65.81±10.55)岁。三组研究对象在一般资料性别和年龄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故具可比性。

在已有的文献中，通常将里根执政时期视为美国经济向自由化转折的时期，从经济学说的转变来看，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里根执政的80年代，不仅现代货币主义主导了美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同时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也得到了实践的机会，最为重要的是沃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在治理通胀时运用了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确立了理性预期学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以上三个学派的学说共同支撑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如果更准确地说，里根时期已经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其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时期，而在此之后，特别是1998年东亚危机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所带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日趋严重，保护主义势力开始重新抬头。

二、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检测其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和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FEV1/FVC)等肺功能指标，同时采用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价所有患者生活质量。于入院后第二日清晨抽取所有研究对象空腹肘静脉血10.0mL，放置于抗凝收集管中，常规静置10.0min后，置于3000r/min离心管中分离10.0min，分离出血清后，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血清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C反应蛋白( CRP)及血清降钙素原(PCT)水平，试剂盒由上海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同时采用双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水平，试剂盒由上海谷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所有步骤均严格参考操作说明书进行，同期行动脉血气分析检测动脉氧分压(PaO2)值[6]。

三、观察指标

①比较三组研究对象的血清IL-6、TNF-α、CRP、PCT及G-CSF水平；②比较呼吸衰竭组和非呼吸衰竭组患者的FEV1%、FEV1/FVC、PaO2及SGRQ评分；③Pearson相关性分析IL-6、TNF-α、CRP、PCT及G-CSF与FEV1%、FEV1/FVC、PaO2及SGRQ评分相关性。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IL-6、TNF-α、CRP、PCT及G-CSF水平与FEV1%、FEV1/FVC、PaO2均呈明显负相关(P<0.01)，与SGRQ评分均呈明显正相关(P<0.01)。(见表3)。

四、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学资料都采用SPSS 21.0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进行t检验。而所有的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用χ2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 果

一、三组研究对象的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呼吸衰竭组患者的FEV1%、FEV1/FVC、PaO2均明显低于非呼吸衰竭组(P<0.01)，SGRQ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

二、两组患者的FEV1%、FEV1/FVC、PaO2及SGRQ评分比较

呼吸衰竭组患者的血清IL-6、TNF-α、CRP、PCT及G-CSF水平均明显高于非呼吸衰竭组(P<0.01)，AECOPD患者的血清IL-6、TNF-α、CRP、PCT及G-CSF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1)。

这次万幸，郝浮萍只是左臂被划了一刀子，刀口不深，却也鲜血淋淋。大队医赶来给包扎了一下，也就没事了。据她说，行凶者是个秃头，来的时候笑眯眯地打听郝浮萍，见了面只说让你长点记性，然后就拔出了刀子。我听了立刻想到了雪花飘。田青青当然也会想到她，于是她说，问题的性质变了，雪花飘已经成了蓄谋杀人的罪犯。我不同意她的判断，说，也许这事与她有关系，但说蓄谋杀人可能夸张了。真想杀人，他不会朝胳膊上动刀子。田青青瞥了我一眼，说，把脑袋割下来才算杀人吗？我见她的双眼里燃烧着怒火，就意识到一场灾难恐怕难以避免了。

 

表1 三组研究对象的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s)

  

组别nIL⁃6(pg/mL)TNF⁃α(pg/mL)CRP(mg/L)PCT(ng/mL)G⁃CSF(pg/mL)呼吸衰竭组8787．29±6．4155．95±6．3634．88±3．439．62±1．19190．48±20．16非呼吸衰竭组13072．01±5．5338．75±5．0426．90±3．257．27±1．06132．71±16．45对照组1005．30±0．829．13±1．581．37±0．560．43±0．2039．85±9．73P0．000．000．000．000．00F6．728．355．316．648．67

 

表2 两组患者的FEV1%、FEV1/FVC、PaO2及SGRQ评分比较±s)

  

组别nFEV1/%FEV1/FVCPaO2(mmHg)SGRQ评分(分)呼吸衰竭组8740．71±3．9442．68±4．0753．12±5．8467．75±5．30非呼吸衰竭组13051．35±4．1355．36±3．8564．20±6．7558．33±4．91P0．000．000．000．00t19．1222．9812．8613．21

三、Pearson相关性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表3 血清炎症因子与肺功能指标和SGRQ评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

  

指标IL⁃6TNF⁃αCRPPCTG⁃CSFFEV1%-0．374-0．452-0．367-0．534-0．415FEV1/FVC-0．405-0．396-0．472-0．506-0．476PaO2-0．390-0．412-0．385-0．627-0．520SGRQ评分0．3160．4410．5190．4280．526

讨 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目前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定论，学术界普遍认为炎症细胞过度激活，以及广泛浸润，多种炎症因子大量释放，包括白介素、白三烯及肿瘤坏死因子等，导致肺组织和气道结构及功能破坏是其主要发病机制。相关统计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目前慢阻肺发病率正呈逐年上升之势，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慢阻肺进行性进展的疾病特点，如不及时治疗以及导致病情加重，诱发AECOPD，大幅降低患者预后质量，死亡率极高。因此，加强对慢阻肺病情监测及治疗干预，阻止病情恶化是降低疾病死亡率的关键[7]。研究证实，细菌感染引起的内毒素损伤，以及菌体和内毒素刺激炎症因子释放，导致机体免疫抗炎机制破坏，全身炎症反应过度激活，引起肺组织急性损伤是AECOPD发生的重要机制，可导致肺间质水肿诱发组织严重缺血缺氧，最终引起呼吸衰竭甚至死亡。既往，临床所采用的白细胞计数测定、痰培养等监测手段，均存在其各自缺陷，导致诊断及治疗不及时。因此，需求更为敏感的生化指标，对于监测慢阻肺病情和治疗指导意义重大。近年来，血清各炎症因子在慢阻肺诊断及病情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证实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8]。

CRP是由肝细胞所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对机体炎症反应敏感性较高，可短时间内出现急剧上升，与配体相结合激活补体及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促进病原体清除和炎症消退。研究证实[9]，CRP在慢阻肺中同样呈现高表达，并能反应肺组织及气道炎症反应程度。TNF-α是炎症反应中最早出现且最重要的炎症因子，能激活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参与炎症反应损伤及扩大效应。研究证实[10]，慢阻肺患者血清TNF-α水平会出现明显升高，可通过多种机制参与肺组织及气道炎症反应和损伤，包括刺激上皮细胞粘附因子释放，诱导单核及中性粒细胞粘附作用，促进白三烯、IL-28等趋化因子释放，诱导炎症细胞向肺组织浸润，同时能结合受体破坏溶酶体释放多种酶，进而加重肺组织损伤，并能损害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管通透性从而加重肺水肿，且能够刺激IL-6等多种白介素释放，扩大肺组织炎症反应损伤。IL-6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所合成释放，能诱导T淋巴细胞增殖分化及B细胞分化产生抗体，直接加重炎症反应及损伤。刘茜等[11]研究就显示，AECOPD患者血清TNF-α和IL-6水平分别达到(22.24±7.87)pg/mL和(78.01±21.2)pg/mL,显著高于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17.89±5.96)pg/mL和(28.40±7.21)pg/mL，同时相关性分析显示，AECOPD患者的血清TNF-α和IL-6水平与FEV1%均呈明显负相关(r=-0.502,-0.654)。PCT是由甲状腺C细胞所合成分泌的蛋白质，属于降钙素前体，其水平在机体感染早期即可出现明显升高，且与炎症反应及损伤程度呈正相关，是其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的敏感血清学指标[12]。多项研究表明[13-14]，当ROC曲线PCT取值为0.155ng/mL时，其诊断细菌感染的敏感度可达93.3%，且对AECOPD病情有着较高评估价值。G-CSF是由骨髓基质细胞分泌的促增殖因子，主要通过结合中性粒细胞表明G-CSF受体发挥调节中性粒系祖细胞增殖分化及成熟释放，并能增强其功能和抑制凋亡，进而加重炎症反应损伤。研究证实，G-CSF几乎可参与所有气道炎症反应及损伤，而气道反复炎症损伤和修复重建，又可增加气道阻塞程度加重病情，其水平可有效反映慢阻肺气道阻塞程度。徐文辉等[15]研究显示，轻、中、重度慢阻肺患者血清G-CSF水平分别达到(60.3±15.1)pg/mL、(120.7±17.3)pg/mL和(181.3±18.6)pg/mL，且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46.3±10.6)pg/mL,,同时血清G-CSF水平与患者的FEV1%呈负相关(r=-0.905)，但目前就G-CSF与AECOPD病情相关性报道较少。本研究结果显示，AECOPD患者的血清IL-6、TNF-α、CRP、PCT及G-CSF水平高于对照组，且呼吸衰竭组患者明显高于非呼吸衰竭组，证实各炎症因子在AECOPD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促进作用，与目前报道相符合。AECOPD患者常伴有严重的肺功能损害和缺血缺氧症状，且与患者病情程度和呼吸衰竭风险密切相关。本研究显示呼吸衰竭组患者的FEV1%、FEV1/FVC、PaO2明显低于非呼吸衰竭组，SGRQ评分则明显高于非呼吸衰竭组，证实以上指标与病情密切相关。本研究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各炎症因子与FEV1%、FEV1/FVC、PaO2呈明显负相关，而与SGRQ评分呈正相关，表明血清炎症因子还可有效预测AECOPD病情，对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与目前报道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AECOPD患者血清各炎症因子水平均明显升高，且与患者病情程度呈正相关，对患者病情监测及指导治疗有着重要作用，值得在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王红阳,付爱双,王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中CRP、TNF-α、IL-6、IL-8的检测及临床意义[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4,24(26):109-112.

[2] Zhao YF,Jiang YP,Zhou LF,et al.The value of assessment tes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Am J Med Sci,2014,347(5):393-399.

[3] 李惠,邹立华,陈小丹.乌司他丁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TNF-α、IL-6及SOD的影响[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3,12(2):111-112.

[4] 李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PCT、CRP、IL-6、TNF-α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6,20(3):40-42.

[5] Heo JS,Park JS,Lee EJ,et al.Retinoic acid receptor alpha: One of plasma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COPD,2014,11(2):152-162.

[6] 陈锦平.盐酸氨溴索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肺功能及血清IL-10、TNF-α、CRP的影响[J].广西医学,2014,36(7):964-965，974.

[7] Jiang D,Wang X,Su Q,et al.Milkvetch root improves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OPD[J].Biomed Mater Eng,2015,26 Suppl 1:S2113-S2121.

[8] Karadeniz G,Polat G,Senol G,et al.C-Reactive Protein Measurements as a Marker of the Severity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erbations[J].Inflammation,2013,36(4):948-953.

[9] Kleniewska A,Walusiak-Skorupa J,Piotrowski W,et al.Comparison of biomarkers in serum and induced sputum of patients with occupational asthma an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J Occup Health,2016,58(4):333-339.

[10] 张鸿,兰映霞,杨志伟,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炎性因子水平及糖代谢状态[J].新乡医学院学报,2013,30(4):312-314.

[11] 刘茜,周志益,李华,等.高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IL-8、IL-6、TNF-α水平变化与肺功能相关性研究[J].重庆医学,2013,42(17):1938-1940，1942.

[12] 段玉香,范晔,杨海峰,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肺部真菌感染对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7,27(4):754-757.

[13] Taylan M,Demir M,Kaya H,et al.Alterations of the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during the period of stable and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s[J].Clin Respir J,2017,11(3):311-317.

[14] Çolak A,Yllmaz C,Toprak B,et al.Procalcitonin and CRP as Biomarkers in Discrimination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and Exacerbation of COPD[J].J Med Biochem，2017,36(2):122-126.

[15] 徐文辉,朱坚华.缓解期COPD患者血清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变化及其与肺功能的关系[J].实用医学杂志,2006,22(9):1031-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