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教授沉潜五年所编纂出的《朵拉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版），从作家自身的心路历程、他人的印象评价，以及目前学界对朵拉作品的研究等方面，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丰富而又立体的朵拉，同时也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添砖加瓦。正如袁勇麟在后记中所言：“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1］《朵拉研究资料》无疑对补充华文文学研究空白，推动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正侧结合的研究视角

袁勇麟选择从作家自身和他人印象这两方面入手，从简单勾勒到深入剖白，以工笔画般细致又具体的材料编排为我们还原出一个亲切真实的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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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学作品的研究离不开对作家本人的探讨，袁勇麟将朵拉自身的创作经验和他人对她的专访编入此书，这些材料揭示了作家创作时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作家的创作理念。这种来源于创作者本身的直接体验和观点，对研究者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作家本人而言，朵拉是一个单纯天真、热爱文学的人。忧郁寡言的青春时代为她套上了隔绝外界的壳，虽然内心充盈着巨大的倾诉欲，却因羞涩胆怯只好诉诸纸笔。坚硬的外壳和优渥的生活保护了她柔软的内心，她也因此一直对这个世界秉持着真诚热爱的态度，并将这种爱落成了白纸上的一个个墨字。她用坚持不懈的书写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房间，即使这建造的过程颇费周折，她也从未放弃。然而，正如她自己所言，一个与外界疏离得太远的人必定也会为外界所不容，在人际交往中常常碰壁的她试图找一种主义来研究，以此作为自我成长的一种良方，最终，她投向了女性主义的怀抱。她在微小说中探讨了许多相关的议题，但她本人却在采访中否认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她所倡导的是女性自身的独立自强，而非凌驾于男性之上。如此，采用来自作家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朵拉研究资料》为我们厘清了朵拉创作的动机和文学理念形成的过程。

其次，袁勇麟还将他人对朵拉的印象编入书中，从侧面为朵拉的个人形象和作品特点提供了佐证。朵拉的丈夫作家小黑和女儿陈焕仪，从家人的角度描述了朵拉在家里写作时，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写作状态，以至于每次看到妻子苦恼时，小黑都要劝她去煮点东西吃，这印证了朵拉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张先瑞、吴小保等人的文章则从朋友的角度呈现出一个满怀温情、天真可爱、坚持为女性发声的优雅朵拉，这印证了她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和她本人平和亲切的性格。

马华地区有着浓厚的商业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所孕育出的世俗的、商业的、消费的大众文化，也繁衍出了小小说这一文体。作为一种“平民艺术”，小小说通常在极短的篇幅中展现出日常生活中的碎片，质朴单纯、简洁明朗，但同时又用这寥寥数语精准地勾勒出当代快节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意味深长，是当代人方便快捷的精神食粮。朵拉作为马华微小说的代表作家，袁勇麟在选辑她的评论文章时，也汇编了许多研究她的微小说论文。横向而言，这些文章细致又全面地涵括了朵拉作品的主要特点，准确地呈现了朵拉微小说研究的现状。一是针对作品的爱情议题进行研究，主要探讨两性关系、女性地位等相关话题，如张伟的《论马华女作家朵拉的爱情小说》等；二是就朵拉的叙事手法进行探讨，诸如她善用对比手法凸显讽刺意味，常用含蓄的语言为文章留白，也为读者留出更多思想的空间，欧·亨利式猝然又深刻的结尾方式就是表现之一，如汝荣兴的《平淡又艺术的叙述》等。纵向来说，袁勇麟所选编的文章是自朵拉的第一本小说集《十九场爱情演出》（1991年11月）出版起，从1992年到2017年间较为典型的朵拉小说研究论文，按照时间顺序辑选这些文章，不仅更直观地反映出作家创作风格与创作思想的转变，还为我们梳理出了25年来朵拉研究的清晰脉络，这对系统地构建一个作家的研究体系大有裨益。

二、雅俗共赏的研究格局

袁勇麟除了对作家本人的研究有着非常强的互证意识以外，对于文学文本内部批评与作家创作经历也进行了互证。本书的第三部分“朵拉评论文章选辑”，编选了自朵拉第一本书出版以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这些研究者在论文中梳理了朵拉创作阶段的转变，总结了她每一个阶段的创作特点。以作品为分界点，在年表中也可以找到朵拉在每一个阶段所从事的主要创作活动，这可以与研究者的观点相印证。例如方北方在《短篇小说的精品——朵拉极短篇》中将朵拉的创作分成了三个阶段：“一是《问情》时代，主要反映她结婚以后生活的体验、感触和思考。二是以小说集《十九场爱情演出》为代表的探索阶段，作者通过对种种不同的爱情，家庭的描写和分析，勾画出她的情爱观、人生观的矛盾及其逐渐成熟、明朗的趋向。三是近三年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文学观的确立，她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圆熟丰收的阶段。”［6］根据他给出的三个节点，我们可以在年表里相应地寻出朵拉的创作轨迹。在1982年朵拉的第一部小说集《问情》出版以前，她过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文人生活，将自己在大山脚镇的房间变成了槟威作家聚会之所，在创作方面也主要是凭自己的兴趣，随心而写，随性而作，用纸笔抒发自己对文学的单纯热爱，这也就呼应了她第一阶段以书写生活感悟为主的特点。1991年小说集《十九场爱情演出》出版，在这十年间，朵拉的作品从马来走向台湾等地，她与各地作家展开了密切交流，更是在1989年的“亚洲地区华文女作家文艺交流会”上第一次对马来西亚的女权问题进行了思考。相比之前的生活，这个阶段的朵拉明显入世了许多，她开始从一个仅凭对文学的热爱，怀着赤诚之心书写自我的作家，转变成要用文字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斗士。因此，她从这个小说集开始集中对两性关系进行探讨。最后方北方以“圆熟丰收”评价朵拉近三年来的创作，回顾朵拉1992年以后的活动，在经过短暂的探索阶段之后，她逐渐成为一个更坚定的女性主义者，明确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交流学习为自身充电，创作技巧自然也越来越成熟。如此，在袁勇麟所编辑的这本书里，学者对作家文本进行研究后所产生的观点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创作轨迹相互印证，相辅相成，这样的编排既可以对研究观点进行验证，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详实确凿的资料。

综上所述，袁勇麟以正侧结合的视角，在材料的编排上使得作家自我的剖白与他人的印象、评价相辅相成，相互呼应，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朵拉。

整体而言，这样纵横捭阖的材料编排大大拓展了朵拉微小说研究的视域。除了小小说以外，散文也是朵拉擅长的文体。袁勇麟辑选研究朵拉散文论文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阐明了朵拉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创作旨趣，另一方面也是对重小说轻散文的文体研究的纠偏。散文的创作是富有个人创作特性的，它不像诗歌那样追求韵律和朦胧感，也不需要像小说、戏剧讲究情节的编排，作家可以最直接、畅快地表达内心的感受，体现出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创作风格。辑选评论朵拉的散文时，从纵向的时间轴上来说，与小说评论的编纂一样，袁勇麟编选了2001年至2016年的评论文章，研究脉络连贯清晰；具体到评论的文章而言，关注散文研究可深入体察作家的创作心理，朵拉散文所反映出的自由随性、热爱自然的情趣，就与她在谈自我创作时表达的恬淡自然的心境相适应。以文察人，知人论文，二者相互映射，描绘出更丰富的朵拉的文学世界。散文这种更个人化的书写，对于探索创作主体的精神肌理，捕捉作家独特的美学神韵，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袁勇麟对朵拉散文研究的观照，既让我们走进了朵拉的内心世界，又清晰明朗地反映了与朵拉敏锐犀利、极具讽刺精神的小说风格不同的，简单随性、清新自然的散文艺术，彰显出了内涵丰富的朵拉美学。

三、文史互证的研究意识

For spatially inhomogeneous systems, electron transport can be investigated with the following hydrodynamic equations[20]:

文本外作家批评与作家生活经历的互证。“翻开人类文化史，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源远流长。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或者偏重于宏观，或者偏重于微观。偏重于社会、自然界的具体细节的认识有时会导致忽视对自然、社会历史演化的宏观把握，偏重于宏观的社会、自然发展的现象、规律的认识则会导致对自然、社会的具体问题的忽视。”［3］而《朵拉研究资料》一书则将宏观与微观视野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本书的第一部分“朵拉创作谈”与第二部分“印象与专访”，主要是从具体的实际生活的角度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朵拉的真实风貌，让读者从微观的生活细节，品味作家的魅力。与之相对的，“朵拉文学创作与活动年表”，则从宏观上记录了朵拉出生以来的创作踪迹，以纪实的年表的方式，捋出一个作家的成长史。二者从微观与宏观上相互印证，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层次地理解朵拉的创作理念。以朵拉作品中常见的女性主义主题为例。姚嘉为在《淡墨勾勒情与美：专访马华作家朵拉》中提到：“80年代她开始向台湾的报纸副刊投稿，说来竟和小黑有关。她在大马的华文报纸副刊露脸后，有人说，那是因为她先生小黑的名气大，此话大大地伤了她的自尊心。”［4］要强的朵拉在妹妹的鼓励下开始向台湾期刊投稿，并且很快受到了台湾编辑的赏识，她也由此与台湾作家展开了交流，了解到了台湾女权主义的发展，自己也受到了相关的影响，并于1993年前往厦门大学选修了女性主义的课程。这段经历朵拉在许多访谈中都提到，并且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解释了她在了解台湾的女性主义后，对马来西亚地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怎样的反思，又是如何决定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为女性发出声音。［5］袁勇麟编纂的这本书里的前两部分里，清楚地探明朵拉的思想变化。相应地，根据朵拉所提到的时间和事件，在最后一部分的年表中也可以对她的说法进行印证。1986年朵拉的作品首先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发表，随后《联合报》等相继也发表了她的作品，具体刊登的报刊和专栏名称在年表里都有详尽的记录。除此以外，朵拉对女性主义的关注，也可以从年表之中窥探出她的活动轨迹。在年表1989年的记录中，明确地讲述了朵拉于当年6月18—21日在台北参加了“亚洲地区华文作家文艺交流会”，议题有“如何用写作提升妇女形象”“如何促进亚洲地区华文女性作家联系”等等，并且交代了在这场会议上有来自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多地的女作家进行报告，多地区女作家的相互交流引发了朵拉对马来女权问题进行思考。朵拉1993年前往厦门大学修习女性主义课程的事件，袁勇麟也在年表中进行了记录，列出了朵拉学习期间所作的论文以及老师对她的结业评语。这一切都与朵拉自己描述相吻合，二者互证互补，大大加强了此书的可信度，提高了《朵拉研究资料》的史料价值。

丰富的史料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学者黄修己曾说：“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2］相对于大陆现当代文学而言，海外华文文学的史料搜集并没有那么便利，袁勇麟一直非常重视海外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在《朵拉研究资料》里，除了对朵拉本人、朵拉作品的相关文章进行辑选以外，袁勇麟还列出了朵拉文学创作与活动的年表和朵拉作品评论资料目录，这体现出了他文史互证的研究意识。

除了对作家本人的研究采取了更全面的视角以外，在对作家文本内部的研究上，袁勇麟也建构了雅俗共赏的研究格局。对归属于通俗文学的小小说和隶属于传统文学文体的散文，都投以了密切的关注。

乡间，日本人的毒手努力毒化农民，就说要恢复“大清国”，要做“忠臣”，“孝子”，“节妇”；可是另一方面，正相反的势力也增长着。

可见，袁勇麟这种相互印证的研究意识，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升了《朵拉研究集》的史料价值，真可谓是构思巧妙，独具匠心。

总之，袁勇麟主编的《朵拉研究资料》，以正侧结合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朵拉，又以雅俗共赏的编排结构系统、完整地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朵拉文本研究，最后以年表和索引的方式，宏观地记录了朵拉文学创作和朵拉研究的脉络，并且与前两部分的作家批评和文本批评互证互补，纵横交错，环环相扣，是一本内涵丰富、意义深刻的资料集。袁勇麟编纂这样一本可靠全面的研究资料，不仅是对海外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我们带来了深远的启示。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慢代谢组中，服用氯吡格雷的患者心血管缺血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替格瑞洛（χ2=5.506，P=0.019）；慢代谢组服用氯吡格雷的患者心血管缺血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快代谢组和中代谢组（χ2=4.192，P=0.041）。

参考文献：

［1］袁勇麟．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展望［J］．甘肃社会科学，2003（1）．

［2］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2．

［3］赵小琪．不是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评高擎洲的《旧云新影——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当代作家评论，2007（1）．

［4］袁勇麟．朵拉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01．

［5］袁勇麟．朵拉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10．

［6］袁勇麟．朵拉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