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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6-07-05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但是当前国民素质与实现伟大中国梦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思潮以及教育理念应时代需求被提出,其中教育救国的思想蓬勃发展,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就在这一时期提出并获得了成功实践,其思想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形成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直到今天,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仍然闪烁着时代之光,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张某,男性,36岁,某中学数学老师,由于经常进行单一而过度的数学思维活动,导致其患上以失眠为主要症状的神经衰弱。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伟大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均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主张,但是这一时期教育思想仍然存在不足。他提出了平民教育思想与乡村改造运动,把这两者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主要途径。晏阳初将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那么支撑他始终不渝的动力是什么呢?他晚年时在《九十自述》中说:“‘三C’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对我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1]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平民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可以从儒家民本思想、西方基督精神以及个人独特经历三方面来进行阐述。

整体上看,明蒙对河套的争夺是蒙古经济利益和明朝政治利益对立统一的过程。从蒙古人零星出没河套及至大规模入驻,这一时期蒙古方面的经济欲求和军事力量压倒了明朝的政治支配力量。

(一)儒家民本思想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后经历了各朝代的补充和完善,最终得以定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以及现代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晏阳初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受到了父亲的教导启蒙,最初读《三字经》,后来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父亲为他重点讲解章节句子的含义,使他对其理解得更加透彻,其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更是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古训所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后的国外留学经历,使他接触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从而对民本思想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他将“民”定义为最广大的下层民众。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即使在当代,仍然要重视人民在社会中的历史地位。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要先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要先富民;因此,人民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二)西方基督精神

基督教的博爱世人与献身精神使得晏阳初产生了拯救同胞、提高国民素质的救世观和强烈的使命感。1903年,晏阳初远赴西学堂求学,接受了西式课程的教育,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此教育期间,他深受姚牧师的精神号召,发现了基督耶稣广爱世人的道理。此后,晏阳初遇到了史文轩,史文轩积极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的精神将他感动了。宗教中的高尚、虔诚的因素也成为他后期投身于平民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正是由于这一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让他下定决心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不断努力。

(三)个人独特经历

晏阳初依据社会调查以及实证分析发现,农村问题总归于四大基本问题,即愚、贫、弱、私。所谓“愚”指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80%都是文盲,大部分的人都未能掌握科学知识;“贫”指的是当时的大部分人民连最基本的生活温饱都无法得到保障;“弱”指的是当时的人民大多生存意志消沉,认为生死全靠天命,生活态度过于消极;“私”指的是当时的中国大多不能团结合作,而是自私自利。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应时代需求提出“四大教育”。

二、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中,“整体性”“系统性”是他思想的重要特征。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平民教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晏阳初形成了四大教育途径、三大教育模式的乡村平民教育体系,使得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平民教育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一)四大教育途径

晏阳初的人生轨迹经历过在华务工后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倘若他没有这番经历,也许他也会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一种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去规范下层群众的行为,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看待广大的劳苦群众,他认为他远赴国外务工最重要的目的是践行爱的人生观。通过在法华工,晏阳初明白了,一方面农民往往觉悟高、能力强,只是缺少读书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体会到中国广大群众的苦以及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优势。这一经历使得他相信民众有能力改变自身的潜力,知识分子等群体应当协助民众改造现实生活,而不是为民众规划未来。

文艺教育,是要解决愚的问题。主要指的是从文字以及艺术教育入手,使乡村人民能够基本实现认字,并以此作为获取知识的途径,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并且能对社会生活有一定的鉴赏与评论。在实践过程中,定县试验区把文艺教育放在首位,他们成立了文艺教育部,并且修建了一座大礼堂,利用戏剧、广播等方式进行教育,深受当地农民的喜爱。

生计教育,是要解决贫的问题。主要指的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以及农村工业等方面入手实行的教育。换言之,也就是从农民的生计教育入手,以推动农村以及农民的经济发展。他们把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融合为一体,将教育置于农民的生活以及生产之中,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方法等层次来满足农民对于生产以及生活的需求。

首先,学校式教育以青少年为教育对象,是一种将平民学校和村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是“四大教育”的总枢纽。平民学校主要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初级平民学校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增强村民的读、学、说等基本能力,统一的村学主要是针对小学年龄阶段而设置的。高级平民学校建设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执行建设计划的村长。所开设的课程主要分为四种,即农学、卫生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

最后,社会式教育以有组织的农民为教育对象,由于学校式教育以及家庭式的教育模式往往是固定的,所以需要社会式的教育模式来向一般群众以及农民群体施行四大教育。社会式教育是平民学校毕业以后继续受教育的一种教育形式,因为对于平民学校的毕业生而言,所掌握的知识本来就不多,如果再对其置之不理,必将荒废。由于参加社会式教育的往往都是平民学校的毕业生,因此由这些学生组成的同学会也就成了社会式教育的团体,同学会的活动也就因此成了其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往往灵活多样,如组织读书会、成立自助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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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大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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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教育,是要解决弱的问题。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完善农村基础医疗设施,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将积极的预防与消极的治疗相结合,另一方面是指建立一种适合农村的卫生保障制度,使乡民可以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在实践过程中,还建立了专门的科室供村民检查,并派保健员下乡治疗,为农村的医疗从工具以及治疗手段提供了保障。

乔治·桑: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我们争取幸福、获得信任、感受陶醉的能力达到顶点。接下来,疑虑与忧郁就笼罩上来,并把我们永远裹住,就好像我们的灵魂不能再满足它们的需求。或许这就是其实正在黯然隐去的命运,我们被判定要缓缓地步下曾经乘兴勇敢地攀上的高坡。

由此可见,四大方式以及三大教育模式的实施不仅使得平民教育思想与农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同时也打破了以往以课堂教学内容为终极目标的教育体系,将平民教育的课堂延伸户外、生活甚至整个社会,使得科学与知识走进人民生活当中,完整的平民教育体系促进整个社会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公民教育,是要解决私的问题。这里的公民主要指的是当时的广大农民。晏阳初认为:“我们办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艺、生计、卫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根本的根本,就是人与人的问题。”[2]公民教育可以通过生活教育等途径来实现,为达到目标,必须将教育贯穿于实际的社会活动之中。晏阳初认为:“四大教育连锁结合,分工合作的工作,互相关联,互为联络。”[3]

其次,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家庭中地位相同成员联合起来施予的特殊教育方式,多与学校式教育以及社会式教育相联络施教。在平教会看来,家庭在农村社会里占据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家庭式教育解决学校以及家庭之间的矛盾。家庭式教育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差异和责任的不同划分成五种,分别是家主会、少年会、闺女会、主妇会以及幼童会。在内容方面仍然是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为主。

平教会认为,以往的教育体系的缺点主要是重视个人,但忽略了个人所处的具体社会时代,教育体系与实际环境相脱节、隔离。因此,晏阳初等人基于社会发展现状,拟定了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作为四大教育的三种形式。这种形式形式顾及到了当时农村的所有人,使得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实现了教育在农村的公平性、全民性以及共享性。

三、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首先,就根本任务而言,平民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平民的全方位提高以此来改进他们的生活,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主要是培养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理想的公民。其次,就着眼点而言,平民教育主要通过公民在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全方位培养公民的责任感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启发个人的思想觉悟,以此来增强个人的社会的责任感。两者的教育形式不仅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同时在要求上也会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角色从而具体安排。晏阳初的教育思想闪烁着关于平民教育的智慧之光,对于我们当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借助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时代主题,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中始终贯穿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以国富民强为追求目标的两条主线,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教育思想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这种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情怀即使在当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增强民族凝聚力仍然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爱国的主题以及表现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具体的内涵,但是它作为一种正义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也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强调的主题。民族自尊心以及民族自豪感等在国家发展的任何时期都应当是国民所必需具备的基本情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4]今天,我们要深入学习晏阳初的时代精神,就必须把晏阳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任务,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以及改变中国的现状,意识到提高综合国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统一祖国为爱国主义的新时代主题。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如图3所示,制度绩效面积逐年增大、走势不断上升,表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对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产生积极效应。通过图4可以看出,由第一阶段数据构建模型预测出的百万吨死亡率明显大于实际值,表明我国在缺乏安全管理制度下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可见我国制度建设对煤矿安全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从2000年的5.77人/百万吨下降到2017年的0.106人/百万吨,减少了98.2%,这说明在国家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的引导下,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出现明显好转。

(二)借助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培养目的,培养完整的人为终极目标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中注重个人的全方位发展,也就是在促进个人的发展过程中,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晏阳初的“完整的人”教育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片面的人”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分工使得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5]由此可见,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一个人成为完整的自己。平教会在社会实践生活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尤其以贯彻“以人为本”的最高行事原则。归根到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做人的工作,尊重人、关心人和理解人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同时也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体现。在当今社会浪潮中,如何去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宗旨,是所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尊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三)借助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实施方式,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首先,晏阳初平民教育的“三式三化”途径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参考之处。“三式三化”主要是指将家庭式教育、学校式教育以及社会式教育与生活化、科学化、社会化相结合的一种实施方式,以此来实现对于不同程度以及不同层次群体的教育。其次,晏阳初的教育思想主张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第一的认识论是晏阳初的方法论。晏阳初的“深入民间,认识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的做法对于我们当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晏阳初在长期农村实践过程中,始终和农民打成一片,与他们一同生活,虚心向他们学习。晏阳初的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思想与实践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最后,晏阳初的“整体教育观”思想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的需求层次是全方位的,应当统筹规划,不可单一、片面看待。由此可见,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这两者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得人民成为符合新时代的新型公民,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同时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我国民主政治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四、结束语

即使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始终坚持着学术以及组织上的独立,捍卫了思想自由的绝对性与创造性。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尽管有历史局限性,学术界对其平民教育思想也褒贬不一,但是他思想当中对爱国主义精神、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以及实施途径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其思想以智慧的光芒散发着魅力。公民资格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良好的公民素质却往往是后天培养而成,因此,教育的实践过程不仅提供知识,同时还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的理解。一定意义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以培养合格的公民为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美]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5.

[2]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选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52.

[3]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88.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19(2).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5.

彭陈,李宝艳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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