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道南(1494-1547)，字鸣吾，蒲圻人。[1]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改庶吉士，由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在词垣最久，娴习掌故。”[2](P1589)嘉靖十五年(1536)丁忧，二十六年卒于家。所著有《楚纪》《殿阁词林记》《玄素子集》等，其中，《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是专记明自开国至嘉靖初翰林旧事及词林殿阁诸臣传记的一部著作。

翰林院作为皇帝御用的文翰机构，始设于唐，宋、元因之，至明代，其职能逐渐融政治、文化、教育于一体，成为咨议政务、研修经史、储备考官和经筵讲官等的重要机构。随着内阁的设立，其议政职能渐被取代，但作为内阁储才之所的职能日益强化，且阁臣在成化以后皇帝怠政的情况下，更是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扶危补缺的调剂作用”。[3](P181)《殿阁词林记》作为记载明代翰林、内阁旧事和词林殿阁诸臣传记的文献，便成为研究明代翰林院和内阁的珍贵资料，受到今人众多相关学术论著的广泛征引。然而，我们在利用《殿阁词林记》进行其他研究的同时，更需要对其文献本身，尤其是史料来源进行研究。

笔者通过对余来明、潘金英校点的《翰林掌故五种》所收录的《殿阁词林记》进行史料来源的搜集、分析和整理，并根据廖道南为《殿阁词林记》作序的时间——嘉靖乙巳秋九月[4](P86)和原文提到的征引文献，以及廖道南的翰林官身份，探究廖道南在撰写《殿阁词林记》时所能参考的文献，并将其史料来源分为官修文献、私修文献、廖道南自作疏文与诗文、游历采访、翰林院经历见闻五种类型，以见其征引之大概。

一、官修文献

廖道南在撰写《殿阁词林记》时征引的官修文献，根据文中线索可知有《明实录》和地方志书。其中，记载人物生平时，多征引《明实录》里的人物小传；对人物进行评价时，既征引了《明实录》，又征引了地方志书。

(一)《明实录》

《明实录》作为正史，由皇帝起居注、诏令诰敕、大臣奏议以及各地所呈章奏等内容编纂而成，所载内容较为宏富。据《殿阁词林记》载：“嘉靖十三年七月，今上敕馆阁重书列圣宝训、实录，命大学士李时等为经理官，臣道南为管录官。”[4](P256)可想而知，廖道南在校对《明实录》时很可能会将其中与翰林院、内阁等有关的内容摘录下来，并有所征引。此外，其在《楚纪》中又自述：“臣旧史官也，尝观诸国史实录及名臣家乘，周爰咨诹，惟恐择之弗精且核也。”[5](P156)由此又可看出，廖道南在选取《实录》等史料时非常审慎。

就《殿阁词林记》而言，书中在“廖道南曰”一段中多用“观国史”或“予考国史”等形式引出征引内容，如卷五《部学·礼部尚书兼学士吴宽》载：“既而观国史，称宽行履高洁，志操纯正，势利所在，退避若懦，盖其所得者深矣。”[4](P155)此处征引《明孝宗实录》卷二一四“弘治十七年七月戊戌”条，载：“宽行履高洁，志操纯正，权势荣利所在，退避若懦。”[6](P4029)又如，卷六《宫学·右春坊大学士曾棨》载：“廖道南曰：‘予观国史，谓棨温雅英迈，喜推荐士，学博才旷，为文沛然。’”[4](P165)此处征引《明宣宗实录》卷八六“宣德七年春正月辛巳”条，载：“棨为人温雅英迈，喜推荐士，士穷流落不偶者多赖以济，学博才赡，为文章沛然。”[6](P1987)同卷《廱学·侍讲学士署祭酒邢宽》载：“廖道南曰：‘予考国史，称宽居家孝友，与人交终始不渝，且处心夷坦，于物无所忤。’”[4](P172)此处征引《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二“景泰五年六月辛丑”条，载：“宽居家孝友，与人交终始不渝，且处心夷坦，于物无所忤”。[6](P5272)这些原文的对比，皆可证明《殿阁词林记》征引了《明实录》的内容。而且，由于该书卷九以后多采掇《翰林记》的内容，故笔者对其前八卷征引《明实录》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即征引有《明太祖实录》68条、《明太宗实录》7条、《明仁宗实录》1条、《明宣宗实录》9条、《明英宗实录》20条、《明宪宗实录》16条、《明孝宗实录》21条、《明武宗实录》12条。可见，《殿阁词林记》征引的是洪武至正德朝《实录》。

(二)地方志书

廖道南在《殿阁词林记》中已指出其所征引的地方志，如评价马愉时,曰：“予观《山东志》，谓愉淳雅宽厚，行义可式。”[4](P124)此处取自《山东通志》卷三二《人物五·青州府》，载：“马愉，临朐人……性淳雅，论事务存宽厚……居乡行谊可式”；[7](P593)评价谢一夔时，曰：“予观江西志，谓一夔言婉气和，善谋而成。”[4](P151)此处取自《江西通志》卷七《南昌府·人物》，载：“王一夔，字大韶，复姓谢，新建人……一夔言婉气和，善谋而成，僚属推服。”[8](P287)且据笔者统计，廖道南在书中指出的地方志有11种，除了以上二种外，还有《吴志》《中都志》《重修毗陵志》《吉安志》《宁都志》《顺天志》《姑苏志》《太平志》《南城志》等。

由于《殿阁词林记》中记载了很多词林殿阁诸臣的传记，廖道南在编撰时便也征引了传记类文献。但鉴于有些古籍已佚，笔者难以对照原文，故在此仅以《殿阁词林记》中提到的文献和线索为例予以说明。

二、私修文献

据卷六《廱学·学士拜祭酒李时勉》载：“予观《名臣录》，称时勉至孝，父有疾，躬亲汤药不离侧，恤孤救难，无间戚疏。”[4](P171)可见，此处征引了《名臣录》。又载：“彭韶赞曰：‘呜呼刚士，浩然正气……名儒风致。’”[4](P171)查彭韶《皇明名臣录赞》，此处征引“祭酒文毅李公”赞语，载：“于乎刚士，浩然正气。博闻有养，学自中秘。危言峻行，历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学士司成，奸骄我忌，荷校愿代，门徒之义。归老于田，名儒风致。”[10](P65)再如《赠学·赠学士谥忠憨刘球》载：“彭韶赞曰：‘于惟忠臣，词林之英……万世犹生。’”[4](P182)此处又征引《皇明名臣录赞》中“学士忠憨刘公”赞语，载为：“于惟忠臣，词林之英。沉思力学，好义勇行。大阿倒持，执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坚冰。不售蒙难，乃险而倾。褒赠官阶，节惠易名。凛凛大节，万世犹生。”[10](P55)书中诸如此类明言征引彭韶赞语之处多达11条，可见，《名臣录》《皇明名臣录赞》等传记类文献也是《殿阁词林记》的重要征引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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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翰林记》

以上疏文、诗文等是作者的原创内容，其不仅反映出廖道南在卷九以后补充了嘉靖朝的史事，并非完全采掇《翰林记》的内容，而且也保证了《殿阁词林记》史料的真实性。

1)离散等值线直接生成法：即按一定间距从等值线上重采样，然后基于离散点构建空间曲面。此方法由于仅考虑了点而忽略了等值线的几何结构，往往出现三角形的3个顶点均位于同一条等值线上(即平三角形)，或三角形的某一条边穿越了等值线。

此外，笔者对《翰林记》的史料来源也进行了研究整理，发现其主要征引了官修文献如《明实录》、正德《明会典》，私修文献如宋明文集、笔记。其中，文集有《文宪集》《文敏集》《古穰集》《篁墩文集》等；笔记有《彭文宪公笔记》《燕对录》《三朝圣谕录》等，并结合了黄佐的职官经历和其在翰林院的听闻等多种史料，这也说明了《殿阁词林记》征引《翰林记》内容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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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记类文献

地方志一般是聘用当地人士进行编纂，由于“编写时间与所记内容相距不远，采录的资料多经实地调查搜集，其史料价值比较真实可靠，但也存在着虚美一方的情况。”[9](P69)因此，廖道南在征引这些地方志时，往往又借助《明实录》或文集等进行略加考证。如卷五《部学·学士拜礼部侍郎李绍》载：“予观《江西通志》，称绍素有隐德。及考国史，乃知杨文贞之力居多。士伸于知己，信哉！”[4](P148)又如，卷六《寺学·太常卿兼侍讲学士吴节》载：“予观吉安志，称节学博才俊，己巳之变，条陈时政，多切利病。及考文庄之铭，亦然。”[4](P175)这些皆说明廖道南在撰写《殿阁词林记》时，兼考多家之言，治史非常严谨。

除了征引官修文献外，《殿阁词林记》还征引了大量的私修文献，如《翰林记》、传记类文献、文集和笔记小说等。

(三)文集

廖道南对时人文集也极为看重，正如其在《殿阁词林记》卷三《阁学·文渊阁大学士陈文》中所说：“予观刘文安所著陈庄靖传，邱文庄所撰哀辞，咸谓文出历外藩，入长宫端，受密命，赞化权，谟谋毗益，眷注日隆……而国史小传，则寥寥数语。”[4](P128)由“寥寥数语”可见其认为文集能对正史有所补充。因此，在撰写《殿阁词林记》时，廖道南便征引了大量文集，且多采用“某某铭其墓曰”或“某某叙…云”的形式。如卷二《殿学·华盖殿大学士徐溥》载：“李文正公铭其墓曰：‘瑞云山高荆水清……山迎水徯如平生’”，[4](P105-106)此处取自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八四《文后稿二十四·志铭》。同卷《殿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载：“予观杨邃庵叙《怀麓堂稿》云：‘高才绝学……而不知其所穷。’”[4](P110)此处取自杨一清所撰《怀麓堂集》原序。笔者根据书中提示的这些线索，并结合传主所撰著述等予以考察，最终找出了《殿阁词林记》所征引文集的大概数量，达30余种。主要有：吕祖谦《东莱集》、周敦颐《周元公集》、姚士观《明太祖文集》、杨士奇《东里集》、程敏政《明文衡》《篁墩文集》《新安文献志》、杨荣《文敏集》、李贤《古穰集》、李东阳《怀麓堂集》、丘濬《重编琼台稿》、蔡清《虚斋集》、邵宝《容春堂集》、王鏊《震泽集》、解缙《文毅集》、宋濂《文宪集》、贝琼《清江文集》、方孝孺《逊志斋集》、梁储《郁洲遗稿》、张以宁《翠屏集》、王直《抑庵文后集》、倪岳《青溪漫稿》、刘基《诚意伯文集》、何乔新《椒邱文集》、李时勉《古廉文集》、黄淮《省愆集》、倪谦《倪文僖集》、胡翰《胡仲子集》、王祎《王忠文集》、苏伯衡《苏平仲文集》、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杨守阯《碧川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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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征引文集看，廖道南在这些史料选取上也有所取舍。现将《殿阁词林记》对其征引内容分为五类：第一，征引文集中的史事。如卷六《宫学·左春坊大学士董伦》载“建文朝董伦上谢表”事，取自方孝孺《逊志斋集》；同卷《馆学·弘文馆学士危素》载“洪武朝太祖与危素论甘露降”事，取自宋濂《文宪集》。第二，征引文集中的诰敕和奏疏文。如卷一《殿学·华盖殿大学士刘仲质》载“洪武朝刘仲质被赐诰文”，取自姚士观《明太祖文集》；卷二《殿学·华盖殿大学士李贤》载“景泰朝李贤所上正本策”，取自李贤《古穰集》。第三，征引文集中的祭文、碑铭和行状。书中前八卷在对传主的品行等进行评价时，往往征引他人为传主所作的祭文、铭文或行状。铭文在此不作举例。祭文、行状如卷四《院学·翰林院学士宋濂》载“方孝儒所撰评语”，取自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五《部学·学士晋礼部尚书毛澄》载“邵二泉所撰行状”，取自邵宝《容春堂续集》。第四，征引文集中的序文。如卷二《殿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载“程敏政叙丘濬集文”，取自程敏政《篁墩文集》。第五，征引文集中的自赞、自挽。如卷二《殿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载“王鏊自赞语”，取自王鏊《震泽集》；卷四《院学·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以宁》载“张以宁临终诗文”，取自张以宁《翠屏集》等。

《殿阁词林记》也收入了廖道南的疏文、诗文等，如卷一五《日讲》载：“次日，臣道南讲毕，进说云：‘臣按《说命》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又云：‘其惟不言，言乃雍。即是以观，古之人君心纯乎孝，故宅忧而不暇于有言……又将以冢宰藉口于千万世矣。’”[4](P240)这是廖道南于嘉靖十二年五月所进言论。另卷一五《恩赉》所载《赐枇杷果》《赐鲥鱼》《赐鲜笋》诗等；卷二○《扈跸》所载“恭和御制”诗等，又是廖道南受赐或应制时所作诗文。

意境是文学作品一种文学形态，“意”即作者所赋予作品的思想情感，而“境”则是客观事物。作者将表达的思绪情感寄托于某种物象景象,创造出“景中情”的意象来,在意象创造的基础上引发读者的想象，使其感受到一种境界—“境生像外”。“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寓理于景,借景达理”是陌生化赋予了意境不可思议的审美张力，作品的“弦外之音”与“景外之景”往往带给读者深刻的审美想象，读者审美想象力越丰富,意境的互借互容就越充分,意境的审美张力就越大。如，作家狄更斯《雾都孤儿》作品中，通过伦敦环境的塑造，以及人物心理情感的刻画，折射出人物悲惨的境遇，仿佛使读者身临其境，深切的体会作品中的凄凉意境。

(四)笔记小说

廖道南在《殿阁词林记》卷六《宫学·詹事兼侍读学士李泰》中说：“予读小说家，见唐有皮思谦者，冒中常侍鱼朝恩之宠，登高科，历显仕”；[4](P165)又在卷三《阁学·文渊阁学士赠礼部尚书许彬》中说：“予观《天顺日录》及袁彬、李实、杨善纪行记，乃知许道中之大节，亦不可诬也。”[4](P125)可知，《殿阁词林记》参考和征引了笔记小说。经笔者搜集、整理，《殿阁词林记》主要征引了杨士奇的《三朝圣谕录》、金幼孜的《北征录》、李贤的《天顺日录》、彭时的《可斋杂记》、尹直的《謇斋琐缀录》等。

具体来说，卷一《殿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载“永乐七年杨士奇论赋诗”“宣德元年陈山衔赵王”等事，皆取自《三朝圣谕录》；同卷《殿学·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载“永乐八年金幼孜扈从亲征”事，取自《北征录》。卷二《殿学·华盖殿大学士李贤》载“天顺朝李贤论殉葬”事，取自《天顺日录》；卷三《阁学·文渊阁大学士彭时》载“天顺朝李贤欲正席而坐”事，取自《可斋杂记》，凡此等等。这些笔记所载史事多是著者的亲身经历，且廖道南在参考这部分史料时，也参考了《明实录》予以考证，如卷三《阁学·文渊阁学士阶兵部尚书尹直》载：“予读直所撰《琐缀录》，力诋吴与弼之为人，及诸胜己者，悉加媒孽。心窃疑之。既而读国史，状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4](P128-129)可见，廖道南在选取笔记小说等史料时也非常谨慎。

三、廖道南自作疏文与诗文

总之，廖道南在撰写这些词林殿阁诸臣传记时，广泛征引了传主的著述以及他人为传主所撰的碑铭、哀辞、行状等内容。这些资料是记载人物事迹的第一手史料，价值颇高。由此也可看出《殿阁词林记》在取材上丰富和审慎的特征。

《翰林记》是由明中期黄佐所撰，专门记载明代翰林掌故的文献。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殿阁词林记》“自卷九以下，标题皆作‘国子监祭酒黄佐、侍讲学士廖道南同编’。盖道南采掇黄佐《翰林记》之文，不没所自，犹有前辈笃实之遗。”[2](P1590)这就说明《翰林记》是《殿阁词林记》史料来源的重要部分。经笔者将《殿阁词林记》卷九至卷二二的内容与傅璇琮、施纯德所编《翰学三书》所收录《翰林记》进行比照，发现《殿阁词林记》主要征引了《翰林记》卷一至卷一二、卷一四至卷一六的内容。其中，对卷一、卷二、卷三、卷六、卷七、卷一○各标目全部征引；对卷五《移疾》、卷八《致仕言事》、卷九《讲章》和《讲读合用书籍》、卷一一《搜摭故事》和《传问事类》、卷一二《收掌一应文籍》、卷一四《考校僧道》、卷一五《受顾命》和《护葬》标目未征引；对卷四仅征引了《文华堂肄业》《文渊阁进学》《东阁进学》《公署教习》《庶僚召试》《文华殿考艺》《斋宫考艺》《幼童教习》标目；对卷一六仅征引了《赐校猎獐兔》和《赐观阅骑射》标目。

四、游历采访

廖道南自正德十六年中进士至嘉靖二十四年《殿阁词林记》书成，期间游历了很多地方，尤其在“嘉靖甲申年(即十三年，1534)游历了湖广”。[11]因此，其游历访问的经历更是丰富了《殿阁词林记》的内容。如其在卷二《殿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中说：“予尝过阊门，登虎丘，望震泽七十二峰，乃见夫烟岚杳霭，鱼鸟沉浮，林霏合而流泉清，意必有名世者出乎其间。既而访文定之里，观震泽之书，高山景行，时向往焉。”[4](P111)在同卷《殿学·武英殿大学士靳贵》中说：“予尝泛舟京口，登金焦，望北固，指甘露，翛翛然若凌云御风而无所于系着。既而访之里闾，询之父老，多不满文僖者。”[4](P112)在卷五《部学·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蒋骥》中说：“予至钱塘，眺天目，游西湖，乃访蒋君之墟，闾里父老尚能谈其事者”，[4](P146)凡此等等。这些皆是廖道南在游历考察访问后得出的结论，在抒发其怀古之情的同时，也为《殿阁词林记》增强了感性认识。

五、翰林院经历见闻

廖道南长期供职于翰林院，故其所见所闻直接涉及翰林院和内阁的内容较多。而且，《殿阁词林记》中的有些记述正说明了此书取材于廖道南在翰林院的亲身经历，如其在卷六《宫学·礼部尚书兼学士刘春》中说：“予为庶吉士时，东川公方起赴阙，见其醇雅笃厚，有古人风。”[4](P169)卷九《东阁》记廖道南日食进陈奏疏事，载：“嘉靖丁亥五月朔，日食，臣道南进陈《洪范·九畴》疏，以征时政。”[4](P203)卷一九《扈从》又记其扈从之事，载：“嘉靖十五年三月清明节，今上躬诣天寿诸陵，命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璧暨臣道南、蔡昂扈从。”[4](P274)

（1）重视手段忽视内在教学内容的改革。近年城乡规划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上更多的是强调教学手段的信息化，如微博信息平台互动教学的利用、微课教学形式的增加等，而对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对本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今后城乡规划职业的影响探讨较少。

书中也有其在翰林院听闻的记载，如卷六《寺学·侍讲学士晋太常卿张芮》载：“予尝闻弘治间有造为俚语者曰：‘一枚黄老，五个白丁。’时张芮、武卫诸人，颇倦于学，故来人之讥如此。”[4](P176)同卷《赠学·直文渊阁侍读学士改文学博士方孝孺》载：“予闻诸黄泰泉云：孝儒得家庭之教，于书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圣贤自期，以经纶天下为己任。”[4](P181)由以上“予尝闻”“予闻”等词可知此部分内容也是《殿阁词林记》的史料来源之一。廖道南以亲身经历和听闻等作为资料来撰写当代史，不仅真实准确，而且，“解决了其文献还未来得及记载的现实事件的资料问题”。[12](P96)

在式(1)中，需要预测的量有降雨强度Pj、液态水含量Wj和风速Vj。其中降雨强度和风速可以通过微气象站前30 min采集的数据预测，液态水含量可以通过图2的测量方法，应用式(1)计算。

综上所述，廖道南在撰写《殿阁词林记》时，广泛征引了官修、私修文献，还结合了自己的疏文、诗文、游历采访和在翰林院的经历见闻等多种类型的史料。但关于《殿阁词林记》的史料来源类型，在此仍需要作三点补充说明：第一，各类型史料所占的比重不同，以征引《翰林记》的内容为最多；第二，各类型史料价值不同，以廖道南所作疏文、诗文以及其亲身经历、见闻等原创史料的价值最高；第三，以上私修文献中所列并非全部类型和全部征引文献，如卷二《殿学·华盖殿大学士徐溥》还参考了“李文正公年谱”；卷二二《议礼上》《审乐》还通过征引《中庸》《史记》等内容来表明廖道南的观点。这些足以可见《殿阁词林记》收罗之宏富。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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